烟雨濛濛，连续多日的秋雨给这座南方小城蒙上了一层雾霭。走在大街上，时不时的，从高大乔木上滴落的水珠和着一阵阵山风吹打在身上，更让人感到有些阴冷。对于这样的天气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我，早就习以为常了。
己经有些老旧的上海牌手表上的时针指向下午六点。“还有一小时零八分”在心里，我念叨着。
深深的，深深的，我长吸一口空气中那久违了的味道，脑海中搜寻着已经有些淡忘的记忆。就在三天前，那时的我，想都没敢想还能再一次回到这里，我的故乡！
此时在黄昏中，火车站外的公交站台上空空荡荡，蒙蒙雨丝依旧不断的从那暗沉色的空中飘落，更密了些。水泥路上的那些坑坑洼洼好像比几年前更多了，也深些。
对面的广场，在暮色之中显得尤为冷清，完全没有了昔日那红旗飘扬，群情激昂的场景。人在其中就仿佛置身于一片由绿色和红色所构成的，革命的洪流之中，随时都有被席卷而去的可能。
而如今，除了那己经被风雨吹打得有些模糊不清的字迹外，就只剩那连绵不绝的——秋思了。
“铛……铛……”一阵清晰而低沉的钟声透过雾气在耳边回响，就像从久远的时空中传来，使我重回现实。
噢，想起来了，那是从远处的一座钟楼顶端发出来的。据小城的老人们讲，那座钟楼是由一个英国商人在很久以前出资修建的。原本还打算建一个教堂来着，可刚建到一半，小城就解放了。建国后就拆了，只剩下这座钟楼。
直到现在，它还是这座小城里地标式的建筑。在傍晚中显得黑黢黢的，孤零零戳在那里，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威仪……
“吱”，一声刺耳的刹车声，把我的目光拉了回来。一辆212停在眼前，那蓝白相间的车体此时显得格外醒目。出于职业习惯，我一眼就发现，车前方竟然挂的是省厅的车牌。
“难道省里面也来人了，难道我父亲他……”
没容我多想，车门一开从驾驶室跳下一人，同样的蓝白制服，同样的大沿帽，只是比我多了一个“警徽”和一付“领章”。
“你是李长江吗？上车，首长们都等着呢。”（这个名字带有时代的烙印，我这还算好听的呢。）
比约定的时间前提了一个小时，严肃中带有命令式的招呼不容迟疑。以我现在的身份，只能有些木讷地点点头，提着破行里卷儿坐了上去。当然是副驾驶，恐怕也只能坐在那里了。
就这样，当我再次回到阔别五年的家乡时，就以这样一种形式被“迎接”着带走了。（多年后，每当我回想起这一幕。当时的落破与其说是带，还不如说是“押”，之间的区别恐怕就差一副手铐了）
市公安局小院门口，招牌还挂在原来的位置，但好像刚刚换了一块，看上去新新的，干干净净的。
印象之中，那显得有些老旧的二层办公楼此时依然矗立在一根大旗杆的后面，只有院子东边的那棵大树，长高了并繁茂许多。此时正伸出它那粗壮的枝条招呼着我这个再度归来的，劳改人员。
紧跟着对方的脚步进入楼内。在潜意识里，我觉得应该去一楼的那间问讯室，可当我正准备左转的时候，对方却一拉我的胳膊说道：“二楼”。
印象中二楼应该领导们的办公区，“难道他们怕我跳窗跑了，专门腾了一间出来？”
最后，当我走进一间也就十几平米的房间时，出乎意料，内部并不昏暗，反而灯火通明。在这个阴冷潮湿的季节当中，让人觉得身上有了些暖意。
屋内的陈设很简单，正对着门口，靠近窗口的位置摆着一组沙发，中间放着一个茶几，右手边还有一组铁皮文件柜，除此之外别无它物。
两名身着有四个口袋的灰色中山式上衣的中年人正端坐在沙发上，看上去差不多在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样了。
在他们前面的木制小茶几上放着一盘青菜，三个馒头（还是白面的），白瓷缸里还冒着些许热气，一股茉莉花茶的香气飘荡在空气中。
“这是要干什么，他们是什么人，为什么没穿警服，难道是**派来的？”一连串的疑问出现在脑海之中。
见我进来，坐在左边的一个人指了一下他旁边的单人沙发，示意我坐下。随后同旁边的人对视了一下才说道：“小李同志，饿了吧？来，先吃点东西，我们边吃边谈。”
“这菜饭居然是给我预备的？一个劳改犯，还是在公安局的领导办公室？”又是我没有意料到的。
带着“同志”字眼儿的开场白也使我一直紧绷着的情绪放松不少。要知道这五年来，“同志“这个称呼，对于我这个劳改人员来讲，早就成了一种久远的记忆。
见我坐下，对方接着说道：“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赵，是省厅来的，这位是上级派来的萧处长。”
“上 上级！？”我下意识地抬起头睁大了眼睛，刚拿起的馒头又放了回去。从这两个人的身份上来判断，感觉问题很严重，比我预想得要严重的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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